本 期 要 目
【科教要闻】
权威发布：2021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
高校数字校园怎么建？教育部发文明确6方面要求
《“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解读
未来五到十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走势
【教育评价改革】
1.破“五唯”，从职称改革开始——一所部省合建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实践及启示
2.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改革的思考
【两会委员话教育】
1.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代表:将红色校史、党史“搬上”大学思政课
2.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凤宝委员：突出师德为先 推进分类评价
3.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委员：立德树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4.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委员：深化教育改革 提升教学质量
5.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张来斌委员：评价指标设计应考虑学科等个性化要求
6.中西部一流大学如何引才留才？代表建议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倾斜
7.华北理工大学校长张福成委员：有效发挥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8.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委员：高校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
本期导读
【科教要闻】
2021年3月25日，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最新发布校友会2021中国大学排名。我校排名从第375名上升到第362名。
2021年3月12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明确了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的总体要求，指出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应遵循的建设原则和建设流程，并对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各方面的内容提出了通用要求。
“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任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评价办法》明确了评价的四项原则，在“破五唯”方面提出了四项举措。
当前，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教育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找准教育发展战略的新起点，新走向。
【教育评价改革】
长期以来，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五唯”顽疾限制了许多高校优秀教师的职称晋升途径。为了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南昌大学破“五唯”，突出实绩贡献与质量，采取分类分渠道职称晋升，让人才脱颖而出。
科学有效的科研评价有利于充分彰显高校科研职能。新管理主义理念下科研评价数字化倾向与日俱增、重点建设模式下科研评价精英化倾向不可避免、绩效问责背景下科研评价功利化倾向愈发明显以及排行榜导向下科研评价人本化倾向逐渐缺失，是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所在。新时代我国高校科研评价改革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伦理维度和价值维度着手，努力构建立德树人导向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
【两会委员话教育】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国民素质现代化，基础在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民生大事。两会期间，教育界委员在思政教育、立德树人、深化教育改革、服务区域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将继续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美好期盼，为建设教育强国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权威发布：2021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
2021年3月25日，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最新发布校友会2021中国大学排名。北京大学连续14年保持在霸主地位，清华大学第2，上海交通大学升至第3名，浙江大学第4，华中科技大学跻身全国前5强；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跻身前10名。最值得关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首次挺进全国前7强，“西迁精神”助力学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创中国西部高校最高排名纪录，堪称中国西部地区进步最大、发展最快的大学。
2021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由思政教育、教学质量、杰出校友、高层次人才、优势学科专业、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科研基地、社会服务、办学层次、社会声誉、国际影响力等12个一级指标构成，以服务国家“双一流”发展战略和提升高校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导向，涵盖中国高校五大核心职能的600多项具有代表性的评测指标，涵盖了国内外其他大学排名的高端质量指标。
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要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为贯彻落实国家文件精神，校友会2021年中国大学排名评价体系删除SCI论文相关指标、中国高被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最具影响力学者等论文类人才评价指标，坚决破除中国大学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价值导向。
在最新校友会2021中国大学分类排名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雄居2021校友会中国研究型大学排名前3强。苏州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名列2021校友会中国应用研究型大学排名前3强。东莞理工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南通大学名列2021校友会中国应用型大学排名前3强。引人关注的是，近年来，东莞理工学院获广东省和东莞市100亿资金投入，支持该校建设中国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新型示范校，创造了地方高校超常规发展的“莞工模式”，堪称中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标杆。
2021年我校及兄弟院校排名
名次 |
学校名称 |
总分 |
星级排名 |
办学层次 |
250 |
重庆科技学院 |
60.43 |
 3 |
区域一流大学 |
282 |
重庆文理学院 |
60.31 |
 2 |
区域高水平大学 |
309 |
长江师范学院 |
60.23 |
 2 |
区域高水平大学 |
362 |
重庆三峡学院 |
60.15 |
1 |
区域知名大学 |
451 |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
60.07 |
1 |
区域知名大学 |
（ 艾瑞深校友会网）
高校数字校园怎么建？
教育部发文明确6方面要求
2021年3月12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规范》对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提出了哪些要求？
《规范》明确了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的总体要求，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业务需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特别是智能技术，实现高等学校在信息化条件下育人方式的创新性探索、网络安全的体系化建设、信息资源的智能化联通、校园环境的数字化改造、用户信息素养的适应性发展以及核心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规范》指出，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应遵循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总体设计、标准引领，应用导向、数据驱动，注重融合、体验优先，安全可靠、适度超前，积极探索、创新应用的建设原则，按照整体规划、总体设计、项目建设、运行维护、评价改进的建设流程推进。
《规范》对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各方面的内容提出了通用要求。
基础设施方面，应确定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性能和容量等指标，选择主流和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和设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基础设施安全等。
信息资源方面，应对学校信息资源建设内容、标准规范、建设方案、技术平台等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参照信息资源已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各类信息资源的学校标准，将相关的标准规范落实到具体的工作流程、业务规范和技术平台中，推进和鼓励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创新应用等。
信息素养方面，应融合线上与线下教育方式，开展以学分课程为主、嵌入式教学和培训讲座为辅、形式多样的信息素养教育活动。
应用服务方面，应遵循应用驱动、数据融合的原则进行建设，支撑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交流合作、文化传承等业务，为师生校园生活提供智能化服务。
网络安全方面，应确保基础设施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终端安全、数据安全和内容安全等。
保障体系方面，应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学校统一完备的规章制度、稳定专业的技术队伍、统一规范科学且具有强制性的技术标准、稳定的经费投入、规范的经费管理办法、持续稳定的运维服务和科学完善的评价标准与体系等。
（教育部新闻办 微言教育）
突出“破五唯” 摒弃“贴标签”——《“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解读
137所建设高校、465个建设学科，在为期五年的首轮“双一流”建设完成之际，如何评价建设成效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任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
《评价办法》确立了哪些评价原则？在“破五唯”方面有哪些举措？如何进行成效评价和结果运用？看看专家们怎么说。
关注内涵，不唯排名和数量指标
“成效评价是对建设高校及其学科实现大学功能、内涵发展及特色发展的多元多维评价，其设计与大学排名、学科评估及绩效评价等有显著不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说。
因此，《评价办法》明确，评价遵循四项原则。
一是一流目标，关注内涵建设。聚焦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贡献与机制创新，在具有可比性的领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不唯排名、不唯数量指标。
二是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献。考察建设高校主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基础研究取得“从0到1”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情况。考察立足优势学科主动融入和支撑区域及行业产业发展的情况。
三是分类评价，引导特色发展。探索建立院校分类评价体系，鼓励不同类型高校围绕特色提升质量和竞争力，在不同领域和方向建成一流。
四是以评促建，注重持续提升。设立常态化建设监测体系，形成监测、改进与评价“三位一体”评价模式。
该负责人指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有其基本定位和特征，注重体系性，涵盖“双一流”建设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考察期末建设达成度、发展度和第三方评价表现度；注重诊断性，强化诊断功能和以评促建；注重集成性，开展定量数据处理、定性评估、第三方评价结果比对等工作，把建设情况综合呈现出来；注重发展性，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调整完善。
“《评价办法》给出了明确的信号：突出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注重内涵发展，争创世界一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认为，评价导向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破五唯”贯穿评价各方面
梳理《评价办法》可以发现，成效评价由大学整体建设评价和学科建设评价两部分组成，均按“前置维度+核心维度+评价视角”方式布局考核内容。
其中，前置维度考察建设高校“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治理体系改革成效”，贯穿成效评价各个方面，反映学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党建引领和保障“双一流”建设、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等方面的表现。
核心维度是“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的集中综合反映。大学整体建设评价，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师队伍建设、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学科建设评价，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师队伍建设四个方面。
评价视角分为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分别考察达成水平、建设周期内水平变化、发展潜力，重视对成长性、特色性发展的评价，引导高校和学科关注长远发展。
“成效评价将‘破五唯’要求贯穿全方位、全过程和各方面，注重体现‘双一流’建设本质要求。”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说。
具体来看——
一是开展多元多维多主体评价。统筹自我评价、专家评价、第三方评价，按不同评价方面、不同学校和学科类型，以区间和梯度分布等形式，呈现建设高校和学科的综合评价结果，不计算总分、不发布排名。
二是突出质量、服务和贡献。坚决摒弃数论文、数帽子的做法，避免简单以条件、数量、排名变化作为评价指标。在人才培养评价中，突出学生代表作、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等结果。在师资队伍建设评价中，重点考察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投入、社会服务贡献等。
三是优化评价手段和方法。实行水平评价与效益考核相结合、日常动态监测与周期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议相结合，以动态监测积累的过程信息与数据为主要支撑，建设周期内尽量减少评价对学校的干扰。
四是积极探索新的评价方式。探索建设成效国际比较，适时开展分类评价，研究建立建设高校分类体系，完善分类评价办法。
评价并非对“双一流”是否建成的评判
“双一流”建设强调动态调整，坚持滚动竞争、优胜劣汰、注重持续改进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在评价结果的运用上。
综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轮建设范围动态调整的主要依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减小支持力度。
“这有利于避免以往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身份固化和‘贴标签’现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说。
多位专家认为，“双一流”需要静心建设，久久为功，持续提高建设水平。
“‘双一流’建设目标的达成，不是靠行政发文‘宣布’或学校自我‘宣称’，也不取决于学生规模大小和学科布局结构是否综合。”钟秉林认为，关键是要激发学校内生动力，集中精力抓好内涵建设，让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优势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办学声誉得到国际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教育部对此也有明确态度。
该负责人特别说明：“无论是高校自评、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的结果，还是综合评价的结果，都不是高校或学科建成一流与否的评判，要对‘双一流’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充分认识。”
该负责人表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服务国家需求，坚持久久为功，把精力聚焦到人才培养上、放在建设项目上，踏踏实实开展建设，用服务贡献的实绩体现特色、增强实力、展现水平，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发挥应有的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教育报》）
张力：未来五到十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战略走势
关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教育发展战略，从宏观政策分析角度出发，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抛砖引玉地谈些学习研究体会。
第一，关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教育发展战略。当前，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教育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必须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找准教育发展战略的新起点。
关于新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总结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这是以普及基础教育为前提、国民素质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的教育发展战略，将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主攻方向，夯实新发展阶段深度开发人力资源的基础。
关于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十九大接续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第三到十四部分，其内在逻辑沿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展开。同时，在国内外新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小到校园安全、社区安全、家庭安全，必须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党中央上述重大决策意图是制定实施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遵循。
关于新发展格局。基本定位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对教育领域而言，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0日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等界别专家意见时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十八大以来军队系统进行重塑性变革，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有了重构性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发生转折性变化，而我们教育系统发生的是格局性变化，当前必将同新发展格局紧密相连，在推进教育发展战略进程中不断开拓创新。
第二，关于未来五年和更长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走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关于教育事业的总体部署，主要集中在第十二部分第44条，其中，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有三点要求。
一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完全是着眼于内涵式发展，从党的十八大要求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到十九大强调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创新治理为动力，更加注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位需求，“十四五”时期必须深耕细作。
二是“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一流是广义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十三五”时期“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随即国家启动对标世界的“双一流”建设项目，一流是狭义的。然后，十九大强调“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又是广义的，也为“十四五”时期新部署定下基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已经在“双万”“双高”计划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因此，“双一流”的分类建设意味着，不仅在137所大学、465个学科范围内继续分类推进，而且还要鼓励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院校学科，分类争创国际、国内、区域等“多赛道”的一流。
三是“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人才紧缺与否，何种人才紧缺，主要取决于社会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而高等教育系统是人才培养供给侧，要根据国家总体规划，通过对接外部需求、深化结构性改革来运作。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释放高校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聚焦国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问题，加快技术攻关”。要落实好这一重要要求，从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入手，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现存短板和弱项亟待尽快找准补齐。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第44条固然是重点，但全会建议其他部分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要求也很多。如第7条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第8条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第9条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第15条加快数字化发展。第26条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第32条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第43条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第47条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上述重要部署都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直接或间接相关，都需要统筹调整院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关于2021-2035年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重点下的棋。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今后五到十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布局中，需要重点下好、并行推进以下三步棋。
第一步棋，提高质量。首先是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紧接着，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然后是开发课程教材、优化教学育人模式，最后是过程评价及结果评估。这些看似是高校内部制度体系和工作环节，其实，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所谓质量标准就不能完全由高校自行确定，也不能仅以学科专业为本位，而必须与外部需求方主动对接。相应地，基于章程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还需要进行实质性调整创新，尤其是理事会制度，应成为学校与各行各业相互沟通理解的有效平台。
第二步棋，三教统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而强调“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期望高等教育系统不仅向两端延伸，前接基础教育、后接继续教育，而且要向两侧分层衔接，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融通。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的总体要求，进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必将成为适应不同类型学习者多样化需求的服务资源平台，成为链接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枢纽环节。近年来，各地高校相继设立近百个校际联盟，虽然显示出资源整合、协作共赢的良好态势，但多为“同类项”，缺乏“职普融通”及“三教统筹”的契合，发展也不平衡，尚需相关政策引导和试点先行。
第三步棋，产学研合作。高等教育系统担负人才培养、科研开发、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和对外交流合作等多重重要使命，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到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不断指引我国开启产学研合作分步推进的新格局。产学研各方从协同创新到深度融合，再到一体化，达成合作意向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可以从达成资源共享协议、开展一般项目合作、跨机构多项目协作、开发网络平台，直至创建战略联盟，更好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可以说，这是“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的一片“蓝海”。
作者简介：张力，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破“五唯”，从职称改革开始——一所部省合建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实践及启示
长期以来，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五唯”顽疾限制了许多高校优秀教师的职称晋升途径。
一、为什么改？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
南昌大学在多年前就认识到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存在评价导向不合理、评价方法不科学、评价标准过于全面等问题，并一直致力于改进。
早在2015年，学校就修订印发《南昌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办法（2015年版）》，率先试行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分类晋升，为老师量身定做了基础教学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和社会服务型4种类型，让从事基础教学的教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该举措解决了一批基础教学型教师的职称晋升难题，比如数学、外语、体育等专业，激发了教师教书育人热情，但“五唯”顽疾仍在，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评价指挥棒负面导向问题。
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深入推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不唯头衔、资历、论文作为评价依据，突出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激发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
学校以此在一流学科试行学科特区管理制度，探索开展学科特区职称自主评审，强调以服务地方建设和实际应用为导向，一批学科特区的学者相继获批晋升。
学科特区，强调产学研用，强调科技创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学校推行学科特区职称自主评审，打破了教师的顾虑，让教师们更加坚定做服务产业升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事。
2020年，随着国家破“五唯”政策的出台，学校在学科特区评审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再次拓宽了职称晋升通道，全面推行代表性成果评审和特别推荐评审。
南昌大学党委书记喻晓社认为，破除“五唯”顽疾，纠正高校人才评价偏差，推进高校教师职称改革，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清障”工程。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中‘五唯’不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就难以打破规模扩张主义路径依赖。
二、改什么？破“五唯”突出实绩贡献与质量
南昌大学认为，用好人才评价这根“指挥棒”是关键，坚持贡献和质量导向，把教师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人才评价体制中解放出来。
有些限制需要突破，有些原则需要坚守。南昌大学坚持党管人才与立德树人原则、坚持分类评价与多种评价原则、坚持突出贡献与注重质量原则、坚持程序规范与公平公正原则等4条基本原则，在操作中，坚持分类分级评价，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次人才特点和职责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
对于面向国际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着重评价其理论独创性和学术前沿性；对于面向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的技术研发和工程应用成果，着重评价其技术突破性和行业贡献度；对于面向区域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创新需要的咨询类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着重评价其对决策支撑性和社会影响力。
打破过去“数数量，看级别”一把尺子衡量的传统模式，突出标志性项目和代表性成果，注重代表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立德树人，取得突出成绩，现在同样能够晋升职称。
三、怎么改？分类分渠道让人才脱颖而出
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分步实施。南昌大学明确了3条职称晋升通道，即一般推荐、学科特区推荐、特别推荐。
一般推荐，按照《南昌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办法（2015年版）》执行，让符合“老条件”的教师有晋升通道。
学科特区推荐，将参与“新材料技术学科群”和“食品科学技术与健康学科群”两个一流学科建设的教师纳入学科特区管理，其高级职称评聘指标单列，评审标准单设，特区自主评聘。
特别推荐，通过破格、绿色通道等方式，以实绩、贡献、质量为导向，鼓励教学、科研一线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学校积极拓宽教师职称晋升通道，让原本还在为年限、论文、科研项目等苦苦煎熬的教师，在学校职称改革的大潮中获得晋升、得到认可，此举如催化剂般激发着广大教师潜心教书、全心育人。
（《江西日报》）
王顶明：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改革的思考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突出科研评价的质量导向，不得将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和奖励等挂钩，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要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这些改革理念和具体举措直指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疾，顺应了当前我国科研评价破立并举的时代要求。破除“五唯”评价的顽瘴痼疾已成为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社会共识。
从文献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五唯”评价问题的主要成因、基本表现、解决之道已有一定研究。有研究指出，方便管理和考核是“五唯”评价成为顽瘴痼疾、广受诟病的直接原因；“五唯”评价的产生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比如高校系统中广泛存在的锦标赛制；评价异化使得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扭曲了教育的本质，遏制了可能的原始创新。在对策方面，学者们从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其使用范围、评价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建议。在专门针对科研评价的研究成果中，有学者从评价目的、主体、标准、方法、结果等方面分析了教育科研陷入困局的原因和表现 ；也有研究认为高校教师的科研化和学术生命的急剧异化已成为全球趋势，世界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价体系使当今大学深处危机之中，而中国一些高校近年来受各种排行榜和科研评价的压力最大。
概言之，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科研评价展开了整合性探讨，并从宏观、中观角度提出了解困之道。通过对比中美高校的“科研生态”，有学者从微观着手，认为还要从评价人员选择、评价时间上进行考量 。遗憾的是，该研究仅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科研评价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攻坚领域，事关教育改革的导向，不仅需要宏大叙事，而且需要注重微观构建。在大力倡导高等教育回归立德树人初心使命的重要时期，针对科研评价不同个体、对象、地区以及面临的现实情况，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加细致的透视和分析。如何在科研评价中准确把握“破”与“立”、“唯”与“不唯”、“不唯”与“不要”等辩证关系，不仅要从大学职能的历史发展去窥探，更要着眼于科研评价异化的现实分析。
一、高校科研评价的主要问题分析
科学合理地评判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贡献有利于激发其创新活力，进而促进高校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但从高校科研评价实际来看，实现科学合理的评判实属不易。科研评价中忽视区域差异和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采用相对单一的评价方法，特别是一些数字化的评价方式，导致出现唯论文、唯期刊等异化现象，一定程度使高校偏离了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初心与使命。
（一）新管理主义理念下科研评价的数字化倾向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量化目标为杠杆的新管理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高校的科研管理和评价工作深受其影响，强调量化管理，追求短期内达成目标，数字化倾向明显。科研统计指标的客观性和易操作性以及对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等级等指标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形成唯数量、唯期刊等级而轻质量的形式评价，并在成果时间和科研人员年龄等数值上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这样的评价方式偏离了科研评价的实质特征，使高校工作教育性或学术性内涵得不到彰显 。
唯数量的管理实践使科研评价偏离质量的规定性，外化为数字、期刊权威性等易衡量的指标。数字化首要表现为对科研成果“数数”。由于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评价的认识不足，在方法上追求简单、易操作，将对成果质量的评价简化为数量的多寡，加上容易定量评价的成果对不易定量评价成果产生“挤出效应” ，最终导致科研评价从质量导向滑向数量导向。进一步地，科研人员一味地追求数量，造成短时间内难出成果的基础性研究、学科重大问题研究无人问津，最终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数字化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唯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刊评文。《期刊引用报告》通过对收录的期刊进行计算统计，及时披露期刊影响因子、即时指数、被引半衰期 等数据来反映期刊的整体水平，而这些指数恰好是科研管理部门在面临大批量论文评价时对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简易判断所需要的。借助各种量化指标作为评价标准的初衷或许是为了追求其客观性，但如果数据的内涵不能反映学术的内在品质，这种评价就难以做到完全客观 。科研评价重在学术创新性，论文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都只是助推研究者接近学术本质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唯期刊的权威性是科研管理部门“唯数字”的进一步表现。有些科研管理部门将权威期刊的论文如SCI、SSCI论文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通过赋予其足够的权重激发科研人员的发表积极性。现实情况是，发表期刊等级高、发表论文数量多与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在逻辑上并不一定对等。作为我国首位自然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在研制青蒿素的过程中没有发表论文，其单独发表的论文极少，更没有多少SCI论文 ，但诺贝尔奖对其学术价值和社会贡献却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志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却仍是当前科研界的主流。
此外，数字化的管理实践还体现在具体的科研评价标准中。如忽视科研个体和年龄差异，在科研项目评审的准入年龄上采取一刀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对申请人的年龄要求为男性35岁以下、女性40岁以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要求申请人的年龄不超过35岁。据统计，我国高校博士学位获得者平均年龄约为32岁。按照目前国家级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5岁的限制性要求，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仅有1~2次机会申请这类青年项目，还有一大批高校青年教师因超龄无法申请这类青年项目，年龄限制带来的机会不公使得大批青年人才丧失了更多的科研资助和训练的可能。又如当前人才项目评选忽略了不同学科成果的时效性问题，申报资料一般要求填写近5年的学术成就，周期较短。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国家级人才项目都要求呈报近5年的学术成果，包括论文、著作等；省市级别的人才项目也要求呈报至少近3年或近5年的科研成果（具体如表1所示）。一般来说，自然科学通过范式转移实现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快；而人文社会科学偏向采取多元范式开展研究，重视积累与学术体系的完善，知识更迭慢。不同学科采取统一的时间切片，不但使得一些历久弥新的高质量成果得不到充分重视，还将更难出成果的基础学科置于劣势之中。正视学科差异应该成为科研评价的重要认识基础，在评价过程中要差别对待，而不是简单地在数字上采取一刀切。
（二）高校重点建设模式下科研评价的精英化倾向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高校数量从1949年的205所增长至2019年的2688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19年首次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院校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迅速顺应国家发展需求，培养社会各领域急需人才，鉴于经费和资源有限，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了重点建设模式，为国家建设输出了一大批高质量人才，形成了一批重点科研成果。1954年，教育部颁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首次提出要建设重点大学，并指定了6所高校，以期树立样板，形成经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195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16所大学被确定为重点大学；随后我国前后4次增设重点大学，截止1979年全国重点大学共计98所，这一时期重点大学的一大特征是基本上都是中央部委属院校。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援助机构在华组织遴选了一批院校进行重点支持，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实行的“高教研究教席”援助计划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重点建设模式的依赖。1995年、1998年我国分别开启“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此后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了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路径依赖，不断推进国内高校重点建设的征程，且在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的资助管理与科研评价中又突出强调了“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诺贝尔奖等少数高水平成果和Nature、Science、Cell等少数高水平期刊论文，忽略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忽略了将科学研究与地方需求、产业需求深入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等教育发展在区域间的不均衡。据有关研究统计，我国部属高校的本科生只占全国本科生的8%，但其所得资源占据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30%，我国高校的两极分化程度甚至超过了高等教育资源特别分化的美国。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重点建设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接受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与地方普通高校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而广泛开展的科研评价却未能体现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发展差距，对地方高校和教师未实行有效的分类评价，而是一切科研评价标准向部属高校、重点高校看齐，忽视了不同办学定位的地方院校在为地方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卓越建树。特别是2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行业类高校划归给地方，一大批扎根中国大地的行业特色型大学为地方培养了诸如临床医生、职业律师、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等职业性、行业性很强的应用型人才，约占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行业类院校为地区各行各业稳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而当前精英化导向的评价标准体系往往忽略了高校间不同的办学定位与特色，一概以研究型、综合类、高水平大学为标杆，要求地方高校主动向部属高校看齐、普通高校主动向重点高校看齐。这种一切向部属高校、重点高校看齐的单一化、精英化评价模式缺乏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通盘考虑、空间考量，过度强调追求效率而非公平，加剧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
（三）绩效考核问责背景下科研评价的功利化倾向愈发明显
过分强调绩效考核也是导致高校科研异化的祸根之一。科研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强调以其为基本单元的绩效评价事关高校课题管理、职称评审以及学科建设等方方面面。由于科研评价结果与评价对象的利益诉求高度挂钩，大部分高校组织的年度考核、问责机制等诱使科研逐渐功利化，出现为考核而科研、为评价而科研、为问责而科研等现象，不仅导致科研成果量虽大而质不佳，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不端现象频发。
近年来，我国SCI论文数量逐年上升，国际排名迅速提高。截至2019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规模虽连续10年蝉联世界第二，但按篇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中国排名仅第16位，为10.92次，低于世界整体篇均被引用次数（12.68） 。日本文部科学省2020年8月7日公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0》显示，2016—2018年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年均论文数量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同期高被引论文方面，尤其是TOP1%高被引论文中美差距还较大 ，一味追求数量的提升，并不代表质量也同步提升。超大论文规模背后的利益驱动引发了一批学者触碰科研道德底线进行学术造假。Science与Retraction Watch披露的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SCI论文被撤稿绝对数居高不下 。一项针对2007—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撤稿率的研究发现，中国总撤稿率高达22.7%，居世界第一，研究论文撤稿率也达到了5% ，剽窃、伪造数据、重复发表、虚假评审等是主要撤稿原因，对我国国际形象和声誉造成了极坏影响，甚至还出现为追求国际发表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恶劣情况。一味追求国际论文产出还造成了高校本土特色的丧失。我国高等教育及科研事业在不断发展中有其自身特征与方向，如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论文扎根中国大地叙述中国故事，其主要研究对象和阅读对象是国内千千万万读者，不应该过度强调发表在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SSCI期刊上。
过分追求绩效考核不仅助长了科研人员在学术上的不道德竞争，导致质量和学术声誉滑坡，还助推了高校间发展的急功近利。吊诡的是，当下高校在设置评价指标时，大多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的底线要求，一般不纳入科研评价的标准范围，而只有当真正出现学术不端等问题的时候才会强调师德师风建设。学术违规操作的频率愈发频繁，科研诚信问题愈发严重，高校发展贪功求名，丧失了科研本身的求真精神，反映了评价伦理的缺失。2019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要位置，严格考核评价，落实师德第一标准，将师德与科研评价、人才项目申请准入资格挂钩。接下来如何发挥上述政策的引领作用，进一步遏制学术不端之风，引领高校建立自信、复归多元化发展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国内外各类排行榜下科研评价的人本化倾向逐渐缺失
科研评价异化还表现为高校深受国内外各类排行榜的裹挟，出现评价见物不见人、重物而轻人等现象。当下各式各样的评价排行榜对高校的宰制导致高校过分强调教师的学术产出，结构性和功能性评估失调，使科研评价的人本化倾向逐渐缺失。
大学评估排名在我国受到追捧并流行开来始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大学排名的广泛需求，高校也进入排名竞争时代 。排名机构通过采集科研数据对外公开发布论文、学科、科研机构的成就排名，列出大学实力排行榜、学科排行榜等。既得利益者的胜者光环使排名靠前的大学誉满全球，而未能进入“TOP榜单”的高校对此雄心勃勃，甚至出现发展规划以跻身排行榜前列为目标的畸形现象。这种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排名榜单数不胜数，质量也良莠不齐。ARWU、QS、U.S.News等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排行榜单，覆盖地域广，极具影响力。尽管这些榜单有效宣传和提升了我国高校的国际声誉，但一味地强调以教师的学术产出来换取榜上有名，不仅加剧了我国高校科研重国际标准轻中国特色的导向，多样性的学术传统与文化特色被榜单指标绑架，违背了高校多元发展的初志；还催生了老板与廉价劳动力的雇佣化导生关系，导师育人角色发生扭曲，难以落实立德树人基本职责。过分强调学术产出与教育本质上是相抵牾的，教育的属性是多元的，但其最根本、最本质的就是立德树人，是培养人，导师更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科研成果过分追逐不仅导致教师把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浪费在榜单、指标的追逐上，疏于真正的学术创造，而且还势必影响其教书育人的本职效能，最终出现教育评价中既没有“教育”也不见“人”的悖论 。
实际上，早在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公开发布了《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2016年又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了国家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提出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着力发挥高等学校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促进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全面参与基础研究，推进基础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针对高校的科研定位，文件主要聚焦于基础研究领域，鼓励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从事原始创新突破，更加强调将高校人才培养的职能放在首位。“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后劲，没有基础论文的产出，国家就没有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丁仲礼院士就曾呼吁科研工作者要达成内部共识，形成科研共同体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从0到1的研究，以获得真正的尊重与赞美 。因此，高校科研要找准定位，发挥基础研究的优势，为国家长期发展培育甘坐冷板凳的学术型人才，为服务国家加速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历经一个时间段SCI至上、学术GDP导向的无序和野蛮生长，必然会催生一个时间段的理性反思、秩序重建和常识回归。扭转高校科研评价异化之风尚需从时间与空间角度、伦理与价值维度建立更加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职责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
二、新时代高校科研评价的思考与建议
2020年，我国出台《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自上而下推动、自下而上响应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直接回应中央高度关切、社会广泛关注、高校普遍关心的科研评价问题。系统思考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不能“破”而不“立”、“唯”而不“要”，而是要从科研评价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伦理维度和价值维度，针对各类评价制度、规范及相关指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分层分类、多元地思考解决之道，让我国的科研事业从讲规模、求速度转为追求内涵提升，进而提高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高度重视科研评价的时间维度
科研评价时间维度聚焦不同学科成果的时效长度、科研成果的产出年龄等数值上采取一刀切等数字化管理乱象，强调差异化看待不同学科和科研主体成果时效性以及科研人员产出规律。罗伯特·K·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物理等自然科学中，学术论文中一般有60%~70%的参考文献为近5年内的研究成果；而在历史等人文学科中，该比例很低，仅有10%~20%的参考文献来自近5年，绝大部分参考文献来自5年前，甚至更早时段 。这一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研评价在时间上需要充分考虑学科差异，其实就算来自同一学科的成果在时间效度上也会有所不同，需差别对待。我国要不断提高从事基础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给予其宽松的科研时间，鼓励他们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进而获得重大科研成果。时间维度强调差别对待不同学科的评价，给予基础学科等更多的宽容与支持，映射的是对科研评价的公平追求和质量肯定。
另外，科研项目的评审要从科研人才成长成才规律角度理性认识科技工作者创新成果产出高峰期的个体随机性、多重周期性等特征。如国家级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的评审要借鉴国际主流科学基金相关规定，将其资助年限设定为博士毕业后或获得长聘教职资格前的5～8年。科研评价的时间维度要考虑科研个体的特殊性。学术创造不是流水线上的机械式加工，而是高度抽象的劳动，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难以被机械化和程序化。学术创新既要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也需要后天的学术积累，无法确切地说什么年龄就一定能出什么成果。我们要尊重科学创造规律，建立宽松、容忍失败的科研机制，激发更多的年轻人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同时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结果性指标的压力。
（二）积极拓展科研评价的空间维度
拓展空间维度要求我们将科研活动主体的空间分布纳入评价考查范围。资源投入、学科发展、人才差距等使部属高水平大学和地方普通大学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这种不平衡发展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国情决定的。我们既要正视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间的差距，同时也要看到地方院校所做的贡献，它们依托地方、服务地方、奉献地方，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科研活动主体的评价应当凸显地方性，突出院校的地方性知识创造和服务地方的历史功绩。
我国一些高校的布局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尤其是行业类院校表现较为典型。如分布在我国大江南北的各类师范院校，不仅体现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国家高等师范教育格局，更重要的是，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为各地区的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师资，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诸如此类的院校还有政法类、农业类、财经类、交通类等地方院校，它们均自成一家，成为区域性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不仅创造和丰富了地方性知识，满足了地方人才需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此外，许多地方普通院校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得天独厚的地方优势为学科的发展积蓄力量，发展起一批特色化或高水平的学科，成为当地学科名片。还有一些地方高校依靠我国东部沿海的区域优势量体裁衣发展船舶与海洋工程、海洋科学等众多优势学科，不可枚举。这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在特色地方院校、特色学科科研下发展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最终成为当地文化繁荣发展的温床，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化长城。
因此，针对不同评价主体，科研管理部门要切实改变用同一指标统摄部属和地方高校的现状，区分不同办学定位和类型，以及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建立分类评价体系。相关政府部门及高校要树立科研院校服务地方、服务区位发展的理念，坚持将地方需求和产业需求相结合，强调地方院校、普通院校的特殊贡献，避免科研活动整齐划一地向部属高校、重点高校看齐；通过强调地方院校科研的差异化发展，让科研评价真正将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特色高校、特色学科和特色人才选出来、评出来，使其持续发挥知识创造、服务地方、引领社会的积极作用；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制定人才引流方案，努力提升地方院校的科研实力，逐步缩小部属、地方院校差距，实现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三）不断深化科研评价的伦理维度
从元评价的角度来讲，高校科研评价需要遵循“求真和向善相统一”的评价理念，使评价技术更加人性化，评价对象主体性地位受到更多尊重。目前，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评判标准和实践操作存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过于注重对短期效率和竞争的追求，缺乏长远考虑“利他”“责任”导向的社会伦理 。科研评价的伦理维度对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规制不合理的科研评价行为和手段，让评价工作更有温度，而且要加强科研风气建设，建立科研诚信体系，切实提升科研人员伦理意识。
首先，科研评价要坚持求真向善的评价理念。科研是追求理性和真理的过程，是探索、怀疑，更是批判，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向善求真，这是基本准绳。科研评价要凸显人文精神，要处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在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过程中，注重科研成果的人文关怀；要提升科研工作者的学术情怀和学术操守，实施学术不端“零容忍”机制，通过评价引导科研主体对科学精神的追崇，引导高校教师以学术为志业，为学术而学术，真正实现对人类社会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
其次，科研评价要坚持协商性评价原则。目前涉及科研评价的几类评价中，大学人才评价、项目评审和机构评估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评价异化的影响。如高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卷入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大学排名竞争中，学校无法主动作为，只能在排名浪潮中随波逐流，使得大学发展同质化明显，最终被排行榜所裹挟。更坏的情形是这种排行榜一旦产生社会效应，跟利益勾连，则可能产生更加“恶”的后果，譬如出现谁给钱谁排名就靠前的乱象。因此，我国科研评价要使用技术手段，变单向度评价为双向互动，让被评价主体共同参与评价工作，给予评价对象足够的尊重，敦促信息互通和双向监督，提升评价过程的伦理向度。
最后，科研评价要尊重高校教师的主体性地位。学术研究是知识性、探索性、积累性和周期性的创新活动，行为和结果的相关度难以完全匹配。作为唯一人格化的主体，教师受制于繁杂的评价填报工作，严重损耗了精力，妨碍了学术上的自由探索。没有宽容的学术环境，教师手脚又被捆绑，或许正是“钱学森之问”难以回答的主因。深化伦理维度就是要尊重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主体性地位，让教师获得尊严感，将教师的精力从冗杂的行政填报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教师的思想从条条框框的评价指标中解放出来，将必要的学术自由归还给教师。为此，科研管理部门要奉行简单朴素不折腾的原则 ，提高教师待遇，尊重教师们的创造性劳动；各相关单位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规律，塑造宽容的学术环境，鼓励学者潜心教书育人、自由开展科学研究。
（四）牢固确立科研评价的价值维度
在高校系统开展科学研究及其评价工作，不同于科研机构、企业组织，其评价导向上突出强调高校教师的身份认同，因此在高校系统中的科研评价活动及其成效的价值导向应以立德树人为旨归。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强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第一身份是教育工作者，第一职责是教书育人，要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贯穿科学研究、论文发表、成果转化全过程。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无疑也是检验高校科研活动及其成效的根本标准。高校科研要统一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中，突出科研育人功能，强调对学术人的评价，强调培养未来学者。
教书育人是高校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厘清教师岗位身份是有效开展科研评价的前提。我国高校教师按岗位职责划分一般分为3种类型：纯教学型教师、教研并重型教师和纯科研型教师。在实践中，高校科研评价不能将教书育人与科研二元割裂，它们都必须关注社会需要以及人的发展 ，要防止科研、教学两张皮，甚至科研压倒教学、挤压育人职能的情况出现。教研相长，教学是必然要求，科研则是充分要求；不上课就不是教师，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 。因此，纯教学型教师不仅要充当知识保存与传授者的角色，还要参与知识的发现与创新，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通过科研不断拓宽知识面、提升教学水平、提高立德树人的成效。教研并重型教师也要以立德树人为重，以教学为首要职责，同时开展科研工作；要破除为了发文章、评职称而科研的功利做法，做到科研为教学服务、为提升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服务，做到在研究中教学、在教学中研究。纯科研型教师如果有指导学生或者上课的任务，其科研工作也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做好学生的“四个引路人”。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教师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高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应回归教育本位。我国应建立健全以立德树人成效为导向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在高校评估、职称评聘、考核奖励等科研评价活动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牢固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质量评价观，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三、结语
目前，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一些学科领域实现长期“领跑”的时代。新时代高校科研工作更加需要优化调整科研评价体系，建立起同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体系，顺利实现科研从量的增长到质的跨越 。如何破“五唯”而后立，如何通过科研评价体系保持高校科研存量与增量间的平衡？健全教育评价体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评出高质量的成果，更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教育于本真。只有“五唯”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功利化倾向，还教育清静、清爽、清新之风。如何打赢破“五唯”这场硬仗，重树教育观、建立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是关键。基于对我国高校科研职能确立和发展历程的回顾，本研究分析了高校科研评价的主要问题，对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中的各项工作略陈固陋，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伦理维度和价值维度出发，提出了高校科研评价的改进方向。
需重申的是，破除“唯论文”“唯SCI”，着重点在破“唯”，而不是全然不要论文。“破”而后“立”，建立更精细化、更多元、不断适应我国国情发展的科研评价体系应承了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逻辑。分类评价、同行评议等评价方式处于当下热门风口，如何克服人情因素的主观影响，避免学术腐败，同时让参与评价的各方主体真正将科研评价重视起来，各司其职将有质量的成果评出来，让所有科研工作者能够安心回归初心教书育人、潜心科研，是未来科研评价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评价敦促科研与教书育人同向同行，教师与高校同心同德，落实立德树人的本体责任，才能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能力出众的高水平、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王顶明，教授、博导，从事研究生教育、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高校教育管理）
将红色校史、党史“搬上”大学思政课
“在高校推进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进程中，深挖校史、党史中的红色资源，打造立体生动的红色思政课，能够取得入脑入心的良好效果。”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代表说，创新思政课教育、提升育人成效，是近几年他一直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河南大学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即将迎来110周年校庆的河南大学，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创新思政课的过程中，我们对校史中的爱国活动、爱国运动、抗日救国活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等红色基因进行重新梳理，发起了重走抗战办学路、重树抗战办学纪念碑、唱响校歌等活动，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欢迎。”卢克平代表说。
在创新利用校史的同时，河南大学还将地方党史引入思政课程。学校与开封市委共建“焦裕禄精神研究院”，联合大别山干部学院等参与大别山精神研究，编撰《红色短剧选集》《河南榜样》等60余万字的实践教学教材，着力打造“红色中原”思政课，推动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基因融入时代新人血脉。自2019年开班以来，已有9000多名新生完成了“红色中原”特色思政课程学习。
在卢克平代表看来，仅仅将红色资源“搬上”课堂，还远远不够。要想取得入脑入心的效果，必须创新教学教育方法。学校各个学院结合专业特色打造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思政课。音乐学院打造的《歌声中的党史》，通过“思政+音乐”的模式，将微党课与歌唱表演结合起来，受到学子们的欢迎；新闻与传播学院创排的大型音画剧诗《星空》，将“全国优秀教师”李芳的先进事迹搬上舞台，在河南巡演20余场并走进教育部进行汇报演出，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疫情防控期间，临床医学、中医学、生命科学学科在线上课程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思政课教学成果。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卢克平代表表示，党史、国史、校史都是非常好的思政教材，高校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红色思政课”，引导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光明日报》）
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凤宝委员：
突出师德为先 推进分类评价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须服务于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全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师评价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我们在改革中面临一些难题，如跨学科协作成果评价等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良好解决。
天津大学近年来不断探索教师评价的解决方案。在评价中，我们突出师德为先，将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聘的首要内容，并强调教学的重要地位，将教学质量评价成绩纳入教师晋升条件，引导学院逐步加大教学业绩比重，鼓励教师潜心教学。同时，推进分类评价，实现不同学科、不同岗位差别化评价。
科学合理高效的教育评价体系，必然能激发师生干事创业热情，也能适应当前人才评价新形势和新要求。接下来，我们还应突出标志性成果评价，让教师的业绩观测点更多维、更丰富，也更加注重育人成效，引导教师回归本职工作。不把论文、专利等作为应用型人才评价的限制性条件。同时，对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也要实行个性化评价，试行岗位动态管理。
（《光明日报》）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委员：
立德树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高校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并体现在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各方面。我认为，“双一流”建设要围绕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深化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从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等方面，不断增强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服务创新发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高校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回答新时代提出的课题，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思想政治理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在高校思政课建设中，我们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
“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光明日报》）
深化教育改革 提升教学质量
“十三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5年的40.0%提高到2019年的51.6%；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升级；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发生格局性变化；高等院校承担60%以上的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产出大批标志性成果……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事业已成为强国富民的重要引擎。
“‘十三五’期间，高校主动肩负起了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责任和担当，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引领、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委员表示，“高校正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高等院校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应当顺应社会发展需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做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朱晓进委员介绍，近年来，南京师范大学在师范生培养质量、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
对于“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朱晓进委员建议，应进一步深化高校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推动学校综合考评机制、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教学科研评价机制等新一轮改革任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持续发力、稳步推进。
“展望‘十四五’，高等院校应继续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努力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朱晓进委员建议。
（《人民日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张来斌委员：
评价指标设计应考虑学科等个性化要求
能否对教师进行合理定位和评估，关系到高校人才资源优化配置、教师个人价值实现以及高校可持续发展。当前，高校教师还存在岗位定位与学校定位、学科发展、专业发展不匹配，考核指标不系统，评价标准较单一，科研成果主导地位过于强化等问题。因此，对高校教师的定位与评估工作，应以高等教育改革要求为导向，更加强调教书育人成效以及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在评价考核方面，要从评价内容和指标结构设计上优化评价体系。如“破五唯”不是把学历、论文、“帽子”等评价指标扔掉，而是不能把这些作为唯一标准，可通过增加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等，综合衡量教师在师德师风、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实际成效。在评价指标结构设计上，除了通用指标外，还需要考虑学校、学科、专业等个性化要求，以及教师的创新性、独特性等，以不断更新完善综合评价标准和方法。
（《光明日报》）
中西部一流大学如何引才留才？代表建议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倾斜
“要将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投向中西部一流大学，为中西部一流大学培才、引才、用才、留才提供‘重器’，促进高校公平均衡发展。”
今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带来了《关于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一流大学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议》。
她指出，目前一流大学科技创新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能适应新时代新使命对大学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要求，不能适应新型举国体制下开展有组织科研的迫切需求。
除了将“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投向中西部一流大学”，田红旗还建议，要发挥一流大学的科技创新优势和特色，对每所一流大学的科技创新体系进行重构，加快完善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一流科技创新体系，开展前沿交叉研究；同时，做好不同大学之间优势互补的顶层设计，形成集中高效可持续的创新体系等。
针对科技创新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各创新主体间融合深度不够，尤其是科技投入存在“多头管理”“各管一段”“各管一块”以及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田红旗建议，依托一流大学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立稳定投入机制，为科研人员营造潜心研究、静心治学的条件，切实减少每年用在项目申报上的大量时间，形成有针对性高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澎湃新闻）
华北理工大学校长张福成委员：
有效发挥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华北理工大学与河北省唐山市积极探索校城融合发展方式，让高校科技创新成果成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全国政协委员、华北理工大学校长张福成表示，校城融合有效发挥了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团、创新源和人才库作用。
张福成委员介绍，华北理工大学先后与唐山市及其所辖14个县市区全面签署了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全方位合作，还与曹妃甸区成立自贸区研究院，与乐亭县成立乐亭县域发展研究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张福成委员建议，校城融合发展可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人才共享与培养、发挥高校智库作用为政府建言献策、加强产教对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引导毕业生在当地就业创业、发挥国际窗口作用等方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走出政产学研用联动发展的新路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光明日报》）
高校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
拿到学校的就业统计，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已不再只盯就业率这一数字，“更重要的是就业质量”。
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校如何保障和服务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已成为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困境仍待解决。
“高校肩挑两头，一头是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一头是学生的就业需求，产业离不开教育，教育也要建在产业带上。”在许玲看来，学校教育和市场需求的衔接与就业质量密切相关。她在衡量就业质量时首先看的是对口就业率，“如果学生毕业时在本专业领域或更大的专业范畴内，找工作比较难，我们就要反思我们的专业结构合不合理、培养质量素质高不高等”。
尤其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认为，要实现“高质量就业”，更要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积极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强化内涵建设，调整学科结构，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许玲也提出，当下产业更新速度加快，“一次学习、终身享用”的思维已不适用。国家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也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助力人才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企业和院校积极开展深度合作，比如企业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不能只靠挖人“搭便车”，也要为在职员工拓宽再教育渠道。而院校可以与企业进行合作培训在职员工，同时可融通职前和职后教育，更好让教育与市场和社会需求对接。”许玲说。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政策。“但产教融合的政策关键在落实。”许玲告诉记者，产教融合的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多部门联合协同、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实施难度较大，这次她也带来一份建议，呼吁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同时建立产教融合政策监测系统运行的制度保障。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