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布2020年

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

教育部近日发布了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经初步统计，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14亿元，比上年增长5.6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2891亿元，比上年增长7.10%。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4203亿元、24295亿元、8428亿元、13999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2.39%、6.55%、9.14%、3.99%。

根据统计快报，2020年全国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增幅分别为：9.14%、4.43%、3.94%、6.10%、6.5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比上年下降3.78%。

 

（教育部）

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布2021年预算：

13所高校预算超百亿

 

高校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经费的支持。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第二轮“双一流”高校的遴选和启动建设之年，经费的多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快慢。

新增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预算超百亿

近期，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其信息公开网公布了2021年部门预算。从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共有13所高校2021年预算超百亿，相较去年多出3所，即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

与去年一样，预算最多的10所高校还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不过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位次对调。

其中，清华大学2021年度总预算最多，达317.28亿元，比第二名的浙江大学（228.16亿元）高89.12亿元；北京大学预算也超过200亿元，以221.34亿元位居第三。

统计发现，同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预算差距较大。有3所高校，本次预算未过10亿。

与往年一样，同类院校中，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总体经费上要更充足。

分析还发现，清华（317.28亿元，占6.7%）、浙大（228.16亿元，占4.8%）、北大（221.34亿元，占4.7%）、中大（198.55亿元，占4.2%）4所高校2021年度预算经费之和，占教育部直属高校总经费比例的20.4%，也就意味着其余71所高校，只能分得剩下的80%。

59所高校预算有所增长，16所高校预算下降

从2021年的预算数据与2020年的预算数据对比来看，共有59所高校经费有所增长，其中14所高校经费增长率在10%以上。

另外，16所高校预算经费下降，这一数字相比往年有所增加。

统计发现，预算增加比例较高的3所高校包括：北京邮电大学（增长率为34.2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增长率为19.30%）、厦门大学（增长率为19.20%）。

生均经费最多的3所高校：清华、北大、上海交大

虽然众多高校的预算超百亿，但由于各高校在校生人数等差距较大，单纯从年度预算总量比较似乎难以反映资源分配的实际情况。那么，从生均预算的角度来看，生均经费较高的高校有哪些？

排名前10的高校为：清华大学（62.96万元）、北京大学（48.00万元）、上海交通大学（39.71万元）、复旦大学（39.10万元）、浙江大学（37.56万元）、中山大学（35.46万元）、北京师范大学（33.60万元）、东南大学（31.40万元）、同济大学（29.68万元）、中国人民大学（29.60万元）。

 

（大学生学习与发展）

 

教育部：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根据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要求，教育部办公厅于近日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1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各单位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既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的有效手段，也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与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相匹配的专业科技支撑队伍的重要举措。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科研、人事、财务、就业等相关部门，切实推进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通知》强调，各高校要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合理设置新的岗位，同时认真梳理已开发的科研助理岗位，充分利用尚未吸纳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大保障力度，做好对应聘科研助理岗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增强科研助理岗位的吸引力。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发挥带头作用，做大做强科研助理队伍，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各单位要做好政策宣传和工作落实，及时准确报送有关情况。

（中国教育新闻网）

教育部：事关“双一流”！

这项重要指标纳入评价

 

5月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会上介绍，美育课堂要教会学生基本艺术知识、艺术技能，让学生有欣赏美、体验美的机会，让每个学生都能掌握1—2项艺术特长。培养每个学生具备艺术特长，这是下一步推进学校美育改革的关键。

美育纳入“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王登峰指出，下一步，学校美育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断深化教学改革，落实课程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教学改革及实践活动等相关改革举措，全面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强化育人功能。一是全面深化学校美育教学改革。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程，进一步完善大中小学相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落实各学段美育课程基本要求，不断拓宽美育课程领域。强化美育教学与实践，构建并逐步完善“艺术基础知识+艺术基本素养+专项艺术特长”等教学模式。二是重点改善学校美育办学条件。强化美育教师队伍，加大中小学美育教师补充力度，加强美育教师培养培训，推进教师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美育教师培养质量。推动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学校美育教师配备和场地器材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升场地设备配备水平，加强高校美育场馆建设。三是完善强化学校美育评价机制。推进美育评价改革，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制度，将艺术素质测评结果纳入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总结地方将艺术科目纳入中考的经验做法，推进中考美育改革试点。健全评价体系，将美育政策落实情况、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情况等纳入督导评估，把美育纳入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和“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高教风云）

“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新思路与新方向

 

4月30日，“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人才战略研究”重大课题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此项课题聚焦一流大学在人才发展与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对推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启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共设立13项重大课题。其中，“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人才战略研究”课题是历时3年开展的重大攻关研究，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国际比较、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人才战略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研究。目前，课题组已发表论文近40篇。

发布会后，中国教育在线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阎凤桥，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眭依凡。

阎凤桥：一流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其中，前置维度考察建设高校“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治理体系改革成效”，贯穿成效评价的各个方面。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阎凤桥表示，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看，大学的治理要与国家的治理一致原则，决定着中国大学治理的走向。具体来说，从政治角度出发，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实现政治方向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对于大学这个学术组织来说，除了政治因素外，无疑还要使学术得到发展，因此既要考虑学术内部的规律，也要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在内部治理方面，把学术的关系和政治的关系处理好，势必会使我们加速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的治理管理、一流大学的建设都需要人。在人才战略方面，阎凤桥指出，每个学校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做好人才战略规划，在多样化的人才标准及其格局中，形成百舸争流的局面。“人才争来争去，并没有真正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他强调，在重视和对外竞争优秀人才之外，大学更要把握好自身的定位，以从容的姿态和学术定力，从长计议，建设好国内甚至国际学术共同体，这是关乎民族和人类发展的根本。

王希勤：大学治理体系要解决传承正统和开创未来、创新之间的矛盾

总书记4月19日在考察清华时提出，“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如何保障一流大学有效的学术治理？对此，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指出，学术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步扩展中会表现出几个深刻的矛盾：一是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但我们的问题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复杂；二是大学有教学任务，同时也有科研任务，教学主要是要传承正统，而科研主要是要创新未来，这两者之间也会有差异。“所以大学的治理体系很多时候是要解决专业分化和问题综合，以及传承正统和开创未来、创新之间的矛盾”，王希勤说，“另一方面，大学不再是学者个体的松散联盟，需要有一定的行政体系。所以，学术和行政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张力”。此外，大学已经深度地嵌入到社会经济的活动当中，大学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大学和政府、市场的关系，也存在很多需要协调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大学的治理体系。王希勤认为，过去大学里的学术体系，专业、行业、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四个要素是统一的，现在由于专业的分化、行业的集成，这四个因素也在不断的分化演变。因此，要改变学校的学术治理结构，允许学生跨专业，允许教师跨专业。王希勤介绍，清华大学在管理体系上也进行了改革，用不同的评价体系管理教师和职工。对教师来讲，更多的是强调学术自由，而对职工则更强调组织体系的有效性，来解决学术和行政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的问题。在解决大学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王希勤介绍，清华大学不仅在地方派驻研究机构，还从学校内部建立内设的研究机构与地方进行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清华大学在包括西雅图、米兰、巴厘岛等都设立了海外机构，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以此分层次构建完善有效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治理体系。

眭依凡：一流大学内部治理急需创造好的人才环境和科学研究环境

“十四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评价体系和治理体系都将发生一系列改变。结合课题研究，面对高等教育新发展阶段，大学内部治理改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眭依凡表示，国际的竞争实际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大学的竞争，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缺少世界一流学科，我们的人才竞争就不具有优势，因此导致科技竞争也没有优势。根据这一背景，他认为，“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好的人才环境和科学研究的环境，为我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为大学做出更多具有原创性价值的知识贡献创造优越条件。

 

(中国教育评估中心)

 

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应处理好的7个关系

从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00多所普通本科高校参与了应用转型改革试点，并且大多数是学校整体应用转型，只有少部分高校是通过二级学院开展试点的方式进行，应该说，应用转型总体情况向好，尤其是获得中央预算投资1个亿产教融合项目经费支持的100所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将产教融合项目建设和学校转型深化改革相结合，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开始走向应用转型深处的今天，也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与应用转型相伴的各种关系问题。

学校应用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

在应用转型初期，未能将应用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联系在一起进行规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像西湖大学那样，一开始建设就明确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多的。

但当应用转型一步步走向深处的今天，尤其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开展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试点”之后，仍未将应用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就是问题了。

事实上，在进行应用转型试点的高校中，至今仍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还不在少数，在产教融合方面，其所引进或合作的企业层次都不高，与高职专科院校甚至与中等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没有多大差别。

这些高校专注于应用转型，值得肯定，但忽视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即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短期如此，尚可补救，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其未来的发展。

任何类型的高校都需要逐步走向高水平。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2018年6月，陈宝生部长在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也要加强一流本科建设，尤其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这就告诉我们，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也要争创一流，只不过，其所争创的一流，既不是研究型高校的一流，也不是职业技能型高校的一流，而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一流。

不同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条件不一样，其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追求自然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要根据其办学基础和所处的地域环境及相关办学条件，做好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定位，即是争创省级等区域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流，还是国家层面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流，乃至世界范围内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流，以及是追求应用型本科高校某个点的一流或部分一流，还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整体性的一流等，都需要统筹规划和考虑。

应用转型本科高校是沿着省级等区域性一流到国家层面再到世界范围的一流，由某个点或部分一流到整体性一流的路径提升和发展的，同时，大多也是沿着应用教学型到应用教学与研究并重型，再到应用研究型大学的路径发展的。

北京大学郭建如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教育之玄”微信平台发布的《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与内涵建设》的讲座中已明确提出：应用型教育体系由应用研究型、应用型、应用技能型三个层次构成。上海市、吉林省等已将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和应用型三类。如吉林省的延边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也都选择了应用研究型的定位。

总之，应用转型与建设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并不矛盾，不能等完成了应用转型后再考虑如何建设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问题，那会贻误学校发展的时机。

比如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就涉及到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的定位问题。

如果不考虑建设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或者只考虑培养一流应用型本科人才，其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也可以暂时不做，甚至不纳入发展规划。

但如果要建设一流应用型高校，尤其是如果要建设一流应用研究型高校，其专业硕士点、专业博士点建设就必须纳入规划并提前作好安排，不能等硕士点、博士点申报时间到了再来考虑，那就会手忙脚乱，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因为硕士点、博士点的各种指标要求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准备才能达到的。

可见，只有处理好了应用转型与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关系，才能使应用转型逐步走向深处，将学校逐步引向高端，走向一流。否则，就是完成了所有应用转型的指标任务，也不是成功的应用转型，成功的应用转型一定是使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的应用转型，是使学校逐步走向卓越和一流的应用转型。

应用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要进行应用转型，必然要重视专业建设，尤其是应用专业的建设。所谓应用专业就是指重在实践应用，旨在培养某一领域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

近几年来，应用专业的建设，已基本成为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共识，大多数院校在应用转型的这几年，都新增了部分应用专业，对原有应用专业建设进行了强化，并且对不适应发展需要的老专业进行了改造。

总体看，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对应用专业的建设是重视的，有的应用专业还建得很不错，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应用学科在相当一部分正在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中还没有确立其应有的地位，甚至有的学校还提出了淡化学科的想法。作为新建本科院校，本来就没有深厚的学科积累和积淀，再淡化学科，学科及其科学研究就漂移了。

不能说应用转型了，就不要科学研究，不要学科了，只要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仍然还是高校，是大学，就不能放弃科学研究，就不能忽视学科建设。

试想，一所没有学科意识和一定科学研究成果的高校还能够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大学吗？因为大学就是学科的宇宙，没有了学科也就无所谓大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只不过，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加强的是应用学科的建设。

所谓应用学科，就是“关于具有特定的实际应用目标，将单纯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运用，以及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成果进行开发研究的学科。”

但是应用转型本科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应用学科强的其所支撑的应用专业不强，应用专业相对较好的其所对应的应用学科较弱，即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在一所学校中的发展往往是分离的，没有达到最优化的相互支撑的状态。

所谓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最优化的相互支撑，应该是应用学科强的其所支撑的应用专业也强，应用专业强的其所对应的应用学科也强。强强联手，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其效益才能最大化。

这就需要学校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在确定重点应用学科与重点应用专业建设时，要有一体化发展的理念，不能应用专业做应用专业的，应用学科做应用学科的，成为“两张皮”，而要尽可能使学校的投入保持在一条线上，即对应用学科的投入就等于对应用专业的投入，对应用专业的投入就等于对应用学科的投入。这对建设经费相对不足的新建本科高校来说，其意义更大。所以，应用转型的新建本科高校应尽可能走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学科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研究，专业的主要内容是教学。学科对专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将高校与行业融合研究的成果转换为教学资源，行业企业优秀技术人员转化为教师，行业企业生产流程转化为教学案例，行业企业的一线需求转化为实验、毕业设计选题等，既使教师获得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也使学生熟悉市场，增强实践创新能力。”因此，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仅仅提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发展的一体化还不够，还要在此前提下，着力打造科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

如何打造科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这需要学校引导教师尽可能选择，既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又与课堂教学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以便于既能服务社会又能将其科学研究的成果引入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也应倡导并要求教师将其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及其经验列为课堂教学的内容。

同时，对于不能直接带入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应该鼓励其教师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开设新的课程。“在一个领域，如果有10篇左右的高水平论文发表，便可以创建一门新的课程。”

课程应用转型与金课、银课建设的关系

各省首批应用转型试点的高校基本上都走到课程改革阶段了。这是所有试点高校应用转型走向深处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这道坎跨不过去，应用转型就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因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大学的真正产品…… 如果我们把大学视为‘超市’，把学生视为‘顾客’；那么，专业只是商品分类的柜台，课程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专业固然重要，但对人才培养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是课程，即专业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课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课程。所以，对于应用转型来说，如果课程不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就会落空。

对此，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大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有的学校还提出了不仅要进行课程应用转型，还要建构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但是有的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对建设高水平的金课、银课重视不够，即对建设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及其体系重视不够。

课程应用转型的目的，绝不是仅仅转向应用型，而是要建设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并构建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体系。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课程改革要结合金课、银课建设的要求进行，即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课程改革是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改革，不能只讲课程应用转型，还要讲水平和质量，应两者兼顾，同步进行。

进行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改革，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课、银课，“至少要体现‘七性’，即教育性、实用性、丰富性、前沿性、思辩性、研究性和艺术性。”可见，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课程应用转型与金课、银课建设的关系。

教师应用转型与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关系

应用转型，最难的是课程，最痛的是教师。要推动课程应用转型，教师也必然要进行应用转型。

从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都注重将教师派往企业、行业锻炼及从企业、行业引进教师，拟定了双师型教师发展规划，并给双师型教师一定的津贴补 助。这些做法和举措，是卓有成效的。

不过，也有不少高校只抓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关注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对教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重视不够。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既要重视应用转型，又要关注教师的教学与应用等学术水平的提升与发展。

这就要求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教师朝着如下两个方向转型发展：

一是朝着高水平应用实践型教师的方向发展。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强调相关专业教师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人员中招聘，是为了解决包括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内的所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中基本的实践动手能力的问题。

就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而言，仅仅提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还不够，还应该根据学校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校级、省级乃至国家级技术技能大师，以及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及其在实践型教师队伍中的比例等。这些规格和要求如何设置，怎么确定，需要学校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二是朝着高水平应用理论型方向发展。

应用型本科高校也是大学，是大学就需要有大师，只不过，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要的主要是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大师。这就需要强化教师队伍尤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硕士、博士学位和教授比率的问题。

这些比率如何确定？各个学校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逐步降低专科和本科教师比率，实现教师队伍的硕士化，甚至博士化和教授化。

这也是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重要标志。尤其要把高水平教师特别是专业领军人才培育作为学校建设的重点内容，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较强专业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的领军人才，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强化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随着应用转型逐步走向深入，各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作用的发挥日益凸显，尤其是定位为服务型大学的高校，其“统摄性职能是社会服务”。

所谓大学职能的统摄性，就是指在大学职能中居于统辖、总管地位的职能。

应用型本科高校之所以定位于“应用型”，就在于强调对社会的贡献，并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应用，即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的宗旨在于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否则，“应用”无法落地，其办学宗旨也无法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服务型大学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否承认社会服务的统摄性地位，其社会服务的统摄性都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不同类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都应该对社会服务予以高度重视。不重视社会服务，应用转型难以走向深入，其应用型类型特征也难以彰显。

但是应用转型的社会服务，不是单纯的社会服务，其目的除直接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外，还要为人才培养服务，即反哺人才培养。

这是高校与科研院所或专门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机构或组织进行社会服务的最大区别，也是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特征。

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由于要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作用的发挥，因而其反哺人才培养的特征将更为明显。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的学校甚至对社会服务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社会服务项目不多，当然也就谈不上反哺人才培养了。

其实，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不是肩并肩而是手拉手的关系。铜仁学院的“引水灌田”社会服务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所谓“引水灌田”社会服务模式就是指用社会服务的资源培养人才。铜仁学院在近几年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直饮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和“灌装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两种类型。

“直饮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指师生直接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并在其中得到培养与提升的过程；

“灌装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指通过组织社会服务案例撰写，丰富教学资源库，建立机制，“引导教师将‘案例’带入课堂，彰显应用型课堂教学的实用性，让没有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的师生能够间接获得社会服务项目有关的知识、技术及其经验，即间接‘饮水’，促进其成长与发展。”

扎根地方与国际教育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是对中国所有大学的要求，但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其所要扎根的“大地”有不同的含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所要扎根的大地，是整个中国大地，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要为国家乃至为世界服务，而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由于其身处地方，所扎根的大地往往就是其所处的地方，其责任和使命就是为地方服务，即“地方院校的根在‘地方’，地方院校要创建‘双一流’，就像一棵幼苗要长成参天大树，就必须把根深深地扎入地方的土壤之中，才能充分吸取地方的养料，强健自己的体魄，在与其他院校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应该说，扎根地方办学的理念在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因为不扎根地方就接不了地气，接不了地气也就谈不上应用。但是有的学校却因此认为，既然应用转型本科高校是以服务地方为己任，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就没有必要开展国际教育。

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因为扎根地方强调的是立足地方，并不是局限于地方。如果一所大学立足地方又局限于地方，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必然受限，尤其是培养的人才的眼光和素质的拓展也必然受限。这样的大学能够走多远，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要走向高水平，走向一流，就必须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尤其是其培养的人才要尽可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素质。

更何况，今天的地方已今非昔比，“地方”不再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中国所有能够举办本科高校的地方，都是开放的，很多应用转型本科高校所在的地方，国际化水平已经很高，即使是老少边穷地区，比如，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国际化的浪潮也早已到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不开展国际教育，已经难以满足地方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想更好地服务地方就必须发展国际化教育”。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哪一所世界名校不是高度国际化的学校。中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 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一批中外高等院校和企业结对联合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需要各高等学校包括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积极招收和培养能够服务“一带一路”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各类人才。

这就给高校包括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发展国际教育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开展国际教育，首先需要其招收国外留学生并保持一定的量，即要有一定的规模。

“按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大学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外国留学生比例应达到15％以上。”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作为应用转型本科高校， 不一定需要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不过，一定规模的外国留学生是需要的。

比培养国际留学生更重要的是，使大批的中国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则并具有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国际化不仅仅是招多少留学生和派多少学生出国，而是要在学校形成国际化的氛围，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出国的中国学生获得国际化的经验。

这正是在地国际化所倡导的理念。“在地国际化”的概念最早由瑞典马尔默大学本特·尼尔森（Bengt Nilsson）于1999年在其《在地国际化——理论与实践》（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Theory and Praxis）的报告中提出。

他认为，在地国际化的目标就是“通过让所有学生在求学时期有机会接受国际理念与跨境文化的影响来提升自身能力和资格，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此后，这一理念很快受到欧洲教育学界的关注，并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作为立足本土本校、面向全体学生的在地国际化，是传统国际化模式的很好的替代方案，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走向。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国际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招收留学生的阶段，而应该积极关注并推动在地国际化。这才是提升所有应用型人才具有一定国际眼光和国际素养的关键所在。

应用转型创新与坚守大学根本的关系

应用转型必然要进行改革创新，要改革创新，就必然要冲破与应用型大学类型不相适应的旧机制与旧体制的羁绊。

这是应用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应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否定过多，没有把握好度等问题，比如有的由师专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不顾原有师范教育基础和传统，重新开办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应用技术专业，而把传统的师范类专业全部撤销等。

这些问题，虽与应用转型相关，但属于大学的根本问题。对有关大学根本问题的处理，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这些问题是大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关于大学根本，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理解，就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而言，“大学传统、人文艺术、学科建设和开放办学这四大要素共同构成了这类大学的根本体系，其中大学传统是根本的底线，人文艺术是根本的核心，学科建设是根本的动力，开放办学是根本的出路”。

当然，不是说涉及到大学根本的都不能改变，比如大学传统中与应用转型不相适应的机制与体制，该变革的还是要变革，该抛弃的还是要抛弃，但是优良的传统一定要保留并且发扬光大。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由历史传统塑造而成，对优良传统的抛弃就等于抛弃了其价值与存在。

应用转型离不开改革创新，不进行改革创新，应用转型不可能实现，但是对优良传统而言，创新不是好事甚至可能是灾难。在传统方面进行创新，如果处理不当无异于毁掉传统。

因此，在应用转型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并正确对待这些既有的大学传统，既要创新，也要守成，因为“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而守成则是一所大学的脚跟，两者同等重要。”

总之，我们既要积极地推动应用转型，大胆地改革创新，但同时又不能急躁冒进，要坚守大学根本。这才是应用转型的正确选择，也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精髓之所在。

 

（作者：侯长林，铜仁学院校长）

（一读EDU）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撼动，深层原因在哪？

 

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是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但“深”在哪里？究竟水有多“深”？导致“水深”的原因是什么？目前还是见仁见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就是一个“深水区”。

我们现在常常提及高等教育的“质量革命”，到底指的是什么质量？很多高校管理者与教师都不甚明确。

从本质上说，高等教育质量就是指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旧在按照强大的惯性运转，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都是改革的“深水区”。如学分制改革、教学模式改革、课程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现代教学技术的运用等，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虽然上述教学改革进行了多年，政府层面也十分重视，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亦在不断推进，国家和省级层面都设立了“教学成果奖”，但推进效果还是难以令人满意，人才培养质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人才培养模式似乎并没有走出历史惯性。

原因究竟何在？

人才培养模式之所以难以撼动，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从多方面探寻原因，包括教育观念、体制机制、评价标准等。但在我看来，除了上述显见的要素，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被我们忽略的教育记忆，或者说是教育烙印。正是我们的教育记忆以及在该记忆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烙印，在不知不觉中“迁移”进了今天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严重制约着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

在我国有一个庞大的教师群体，他们具有相同的教育记忆；在我国也有一个庞大的高校群体，它们具有雷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今天的高校教师群体中，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他们既是教育教学改革的生力军，也是课堂教学的主力军，但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教育记忆和烙印。例如，今天的大学教师群体，几乎没有接受过学分制和绩点制，没有接受过跨学科教育，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在线教育，没有接受过……

而上述做法都是今天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这些改革要求对高校教师群体来说，都是重新适应和熟悉的过程，更是一个从头学起的过程。而这些教师的群体记忆已经形成了自己或群体的教学习惯，产生了某种路径依赖。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部门看到了这些问题，也不断提出改革要求，更是对高校增加改革的“压力”，但往往是停留在“呼吁”和“文件”的要求上，拿不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殊不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高校管理者也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他们的教育管理理念和经验也是基于各自的教育记忆，也有自己的基于教育记忆的路径依赖。

从现象来看，当下教育教学改革的动力不足，或者说“上面热下面冷”的现象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也可以看成是“重科研轻教学”的必然后果。

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不够深刻。

以往的教育记忆形成的教育烙印，不知不觉渗入今天的人才培养模式，其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时代的教育记忆和一个教师的教育记忆，一旦形成一个群体的教师记忆和烙印，并以一种惯性前行，就会严重制约另一个时代的教育教学改革进程。我国当下教育教学改革举步维艰，就是处在这个时间“拐点”上。

在今天的大学教师群体当中，有着相对一致的教育记忆；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有着相对统一的教育烙印。这些教育记忆和烙印，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教学理念，也包括微观层面的教育教学方法，还包括人们熟悉的各种教学管理制度和机制，乃至教学组织架构等。这些教育记忆既是他们的教学财富，同时也有与现代教育教学格格不入的“落后”方式，还有始终缺失的现代教育要素。

我们先来看缺失的教育记忆。首先，通识教育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在“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大“改革”就是建立了“专业教育”体系，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通识教育课程就远离了高等学校，尤其是对工科院校和单科性院校来说，这个问题更是十分严重。因此，在今天开始重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改革中，工科院校和单科性院校最为匮乏的，就是能够讲授通识课程的教师。因此，我们也就不会奇怪，许多高校只好把已经习惯的公共基础课称之为“通识课”，或者把高年级开设的方向性选修课称之为“通识课”。“水课”一词的产生，主要指的就是此类课程。

再如学分制。今天站在课堂上的大学教师几乎都是在学年制下成长起来的。虽然近些年海外归国人才不断增加，但绝大多数教师在国外接受的是研究生教育，对本科教育阶段的教学管理制度并不熟悉。虽然也有许多高校称自己做了多年的学分制改革，其实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学分制，以至于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学管理系统也根本达不到完全学分制的要求。究其原因，就是这一代大学教师基本是在学年制环境下成长的，学分制是他们教育记忆中的一个“缺项”。许多高校在推进学分制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学习的“课程量”与学分实现“挂钩”，但学分制的本质并不是简单地与学习的课程量“挂钩”，更不仅仅是计算学分量的多少，而是给大学生较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大的“学习自由”。如果一个高校做不到学生选择专业的自由、选择课程的自由、选择学习进度的自由等，这个学分制就是打了“折扣”的学分制，或者说还是学年制。

与学分制相关的还有绩点制。绩点制对那些没有留学经历的国内大学教师来说，更是一个“新鲜事物”。原本是与课程成绩和学分制紧密相关的“绩点”，今天在许多高校出现了“异化”，许多高校在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价中，绩点制几乎无所不在。从学业成绩排名到出国和“保研”，再到班级干部和“选调生”……绩点制成了灵丹妙药。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原因在于国内高校实行绩点制较晚，应该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大多数教师对绩点制的功用和价值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也就出现了绩点制逐渐“泛化”的现象。

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学教师的“专业情结”。“专业”二字，应该是历史上的高等教育留给我们这一代大学和大学生最深刻的记忆。从进入大学开始，一直到走上工作岗位，乃至走进坟墓，专业的烙印一直伴你左右。在今天的大学里，专业的影子无处不在。如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必修课、选修课，专业课教室、公共课教室，转专业、跨专业、专业课实习、社会实践，个别高校就连食堂也是以专业命名……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几乎都遇到过大学生转专业的诉求。对于家长来说，高考结束之后，考试分数基本确定了你的志愿学校，但最难的就是选择专业了。在高校，讲授专业课的教师似乎比讲授公共课和基础课的教师水平高，讲授必修课的教师似乎比讲授选修课的教师水平高，原因就在于专业课就是必修课，专业课就是高水平的课，专业课就是好老师上的课……如此种种，似乎都在彰显“专业”的地位。再如，在高校修订教学计划时，最难改变的就是那些“专业课程”，尤其是改变专业课的属性，让其成为基础课或选修课，更是难上加难。

不难发现，在当下提倡建设新时代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时，一些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举措，依然离不开“专业情结”。厚重的“专业情结”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深刻的教育记忆，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专业烙印”。高校的组织架构有深刻的专业痕迹，高校的教师配置有厚重的专业痕迹，高校的各种资源配置有厚重的专业痕迹，学生家长对子女求学有厚重的专业痕迹，社会用人单位录用人才有厚重的专业痕迹……我们都很熟悉“钱学森之问”，其实，“钱学森之问”指的就是色彩过浓的专业教育。早在1955年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到清华大学参观，面对清华大学的专业与课程设置，他就明确指出了专业“过窄”的缺陷。今天的“钱学森之问”，其实是50年前“钱学森之问”的必然“结果”。

关于大学本科教育“宽与窄”的关系，中外学者都有深刻和精辟的论述，如爱因斯坦对仅仅接受“专业教育”的嘲讽，清华大学梁思成关于“半面人”的论述，都直指专业教育的弊端。

其实，人的教育记忆同人的味觉记忆一样，儿时喜欢吃的东西，即使到了老年，还是喜欢。但味觉记忆与教育记忆相比，产生的后果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的味觉记忆影响的永远只是自己的胃，而一个人的教育记忆则完全不同了，它影响的是下一代人的发展。

改变人的味觉记忆的最好办法，就是换一个环境。例如，一个喜欢吃中餐的人，到了没有中餐的地方或国家，为了充饥也只好吃西餐。但改变人的教育记忆，远没有像改变味觉记忆那么简单，那将是一个相对痛苦与漫长的过程。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当下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定位考虑，改变群体教师的教育记忆和教学习惯已是大势所趋。

诚然，改变群体教师的教育记忆，不像改变一个人的饮食习惯那样简单，换一个环境就可以解决问题。它涉及教育观念、教师培训、制度设计等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策略。如教育观念的问题，需要启蒙，需要开展大范围的教育思想讨论，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介入教育记忆的争鸣。再如关于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必须让每一个教师知道：面对已经到来的信息化时代，每一个教师都是一个新的上路者。

几年前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当我们讨论到教育教学改革的艰难时，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说了一句话：“越是年龄大的教师，对教学改革越有抵触。”他的这句话让当时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当中，数他老人家的年龄最大。今天回想起这句话，他指的其实就是一个教师的教育记忆。一个人的受教育时间越长，教育记忆越深，它的惯性就越大。一个人待在这个教育记忆“舒适区”的意愿也就越强，也就越可能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所以潘懋元教授的教育记忆与惯性是最深的，但是他意识到了，他是在与教育记忆作斗争，意识到教育需要突破惯性，突破惯性最终就是突破自我。如果大学教师还用昨天的教育记忆进行今天的教学，用自己的教育烙印去教育今天的大学生，那就等于抹杀了未来大学生的创造性。

关于教育记忆和烙印，留给每一位教师的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如果你不是一位教师，一个人的教育记忆，影响的只是你自己；如果你是一位教师，影响的就是你教过的所有学生；如果一个群体的教师记忆是雷同的，那么影响的就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成长。因此，改变教师的教育习惯，就是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惯性；丰富教师的教育记忆，就是丰富教育教学改革的内涵。

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仅仅靠一些“概念式”的呐喊，既无益于改变教师的记忆，更无益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既然教育教学改革是深水区，就需要在“深层次”上讨论历史上形成的教育记忆，厘清我们的教育记忆具有的历史局限性，找到我们的教育记忆已经形成的惯性。唯其如此，才能蹚过教育教学改革的“深水区”。

教育记忆也好，教育烙印或路径依赖也罢，绝不仅仅存在于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领域。在今天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在今天大学体制和机制的制度建设方面，凡是涉及改革的话题或领域，甚至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被我们忽略的记忆和历史烙印，还有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路径依赖。想要独自改变教育记忆是很难的，但是教育者首先应该意识到这种惯性并主动寻求突破，否则，高等教育改革深水区永远是“难蹚”的深水区！

（作者简介：邬大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高教风云）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开启新时代教育强国新征程擘画了新的蓝图，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充分认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教育供给的交点，形成了教育发展的轨迹。从国家维度看，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从社会的维度看，从“上学难”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日益增长。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一直在路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使得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紧迫任务。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应对人类发展全球性困境的“中国方案”。这意味着过去粗放的规模速度型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创新驱动的发展、协调平衡的发展、环境友好的发展、开放共赢的发展、包容共享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意味着发展不是经济“单兵突进”，而是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等所有领域的“协同行动”。近二十年来，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在进入一个结构性调整、质的提升和内涵发展的新阶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正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更加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更加迫切需要知识和人才的有力支撑。本土人才的培养、科技自立自强和更大力度的国际交流合作，教育系统责无旁贷。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和关键是创新发展。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与教育的竞争。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支撑，需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科、人才优势和跨学科综合优势，培养创新人才，释放科技创新潜力。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根本在于满足人民对于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渴望与追求。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实现普九、高中开启普及化，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必然趋势。

二、准确把握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内涵和本质特征

“十三五”规划关于教育的目标要求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十四五”规划的表述是“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教育理念的深化和教育发展更高的目标要求。

高质量教育体系体现了内涵发展的理念。更加强调质量水平，强调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而不是规模扩张；更加强调内涵发展，而不是外延扩张。“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高质量教育体系体现了系统的理念。进一步把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教育改革需要总体规划、一体化设计，分学段分阶段实施，上下游相互支持。这意味着教育系统各阶段、各方面、各环节需要更加有机的衔接和整体设计、统筹协调。强调探求高深知识与服务国家战略有机统一，学科建设、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相得益彰；强调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深度关联、有机衔接的整体。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显著特征和丰富的本质内涵，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把握。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是以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引领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要将立德树人摆在中心位置，围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形成“五育并举”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学科、教学、教材、管理体系的统筹规划和设计，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融为一体，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系统工程。立德树人是全社会的责任，学校首责责无旁贷，但不能孤军奋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网络不良内容和“校外培训机构乱象”所指出的，“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性问题，不是教育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需要社会各方面、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全社会尊师重教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社会氛围和有效机制，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必备条件。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这需要坚守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相统一，使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每一所公办校。因材施教，有教无类。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专业设置和课程更加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高素质教师队伍和人才体系支撑的教育体系。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育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素质。全社会尊崇教师，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每一个讲台上都有优秀教师和合格教师，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显著特征。“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加大教育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牢牢抓住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基础性工作，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建立高水平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推进校企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深化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实行教师“县管校聘”。完善教师管理和发展政策体系，吸引、培养和激励优秀人才，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服务国家发展的创新人才培养和协同创新体系。创新性人才和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教育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生力军。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坚持特色发展，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强化传统优势学科，发展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拓展新兴交叉融合学科。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基础研究，为科技创新做出更大贡献。充分发挥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对于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特殊重要作用。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教育。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信息化支撑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教与学的变革，发挥在线教育优势，打破时空界限，共享优质学习资源。“努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形成全新的教育形态，建设学习型社会。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高度开放的教育体系。面对全球化逆潮，我国要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全球化时代人才、资源的国际性流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他山之石。吸引全球优才，增强核心竞争力。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具有良法善治的教育体系。政府、社会与学校要边界清晰。政府依法治教、学校依法治校、教师依法执教。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学校要形成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位，确保广大教职员创造性充分发挥、办学治校高效运行。

总之，高质量教育体系遵循共同的教育规律，具有显著的国家与民族特征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主要标志，应该首先体现在教育的基本条件，各级各类学校整体质量水平在主要可比指标上达到世界中上水平；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契合性好，教育与科技融合创新协同性好。高质量教育体系应当充分体现在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良好的治理结构，完善的协同创新机制，协同高效的家庭社会学校育人机制，健全完善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完备的高素质创新性优秀人才培养体系，以及显著的科研创新贡献。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成效最终体现为我国师生综合素质、全民素质乃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强化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以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带动一系列重大举措落地落实，从而实现“十四五”规划高质量开局。

在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新进展。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建设一流高等学校和一流学科，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高等学校在各自的定位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高等教育实现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广“两校一市”综合改革经验，推进高等学校以完善治理结构和人事人才体制机制为重点的综合改革。从青少年教育抓起，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深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上取得新成效。锲而不舍地推动中央《关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实见效。全面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计划，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和精准培训，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夯实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人才支撑。

在教育评价破“五唯”和高质量教育保障体系方面寻求新突破。以辩证思维破除“五唯”难题，坚持欲破先立、破中有立、破立结合。探索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加快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和国家、省级和学校自身的三级评估体系。要倡导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手段，健全完善综合评价、避免片面偏激，力戒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营造良好的教育质量生态环境。

在教育服务新发展格局上作出新贡献。教育要主动融入社会，服务国家战略，积极回应社会重大问题和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学科布局，调整专业设置、更新课程内容、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产学研融合，大力培养本土优秀人才，培养国家急需的、在重要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人才。同时，以高等学校学科、人才优势和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持高质量发展。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努力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乡村教育。

在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开启新局面。在内部治理方面，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与高质量教育体系相适应的学校组织文化。进一步研究破解政策制度障碍，通过高等学校内部协同，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协同，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在外部治理方面，进一步平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大学、校校、校院、校企关系。进一步加大对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科教融合的前瞻布局。改革科研评价激励制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使高等学校教师潜心从事基础研究，以更强的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支撑服务国家战略。

加快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以信息化助推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行动纲要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积极应对信息化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力促课程、教材、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有效整合，线上教育线下教育融合发展，提高教育质量；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高质量的师资培训，不断提升我国师资队伍整体水平；运用大数据助力教育评价改革，引领教育科学发展，为整体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保障。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举国在线教育的优势，这也是一次倒逼教育改革的契机。后疫情时代，要再接再厉，使线上教学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借力教育信息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助力增益、赋能增效，为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管培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

（《教育研究》）

用劳动教育新要求指引高校实践育人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办学方向和教育原则。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高校落实中央全面加强劳动教育新要求，要以实践育人为重要抓手，加快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系统谋划、加快体系构建。

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重视劳动教育，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展我们党的劳动教育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劳动和劳动教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阐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高校加强劳动教育，首要的是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深刻理解劳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和财富创造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途径。大学阶段的劳动教育，就要引导学生把热爱劳动、劳动不分贵贱、尊重普通劳动者这些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通过体验和思考升华到理论认知、政治认同上，巩固自己的劳动者属性，坚定正确的阶级立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创造未来。我们要实现奋斗目标、开创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依靠劳动，必须始终为了人民、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都必须尊重；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创造，都值得鼓励。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就要把人民立场、人文关怀和劳动情怀融会贯通，通过劳动实践，体认和坚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树立和强化向劳动人民学习、拜人民群众为师的观念，学会关心人民疾苦、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是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伟业，以主人翁姿态报国强国的主要途径。新征程赋予广大劳动者为国奋斗的光荣使命，也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尊重劳动、关心劳动者的社会风尚，必将激励广大劳动者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也会对青年一代增强劳动意识、树立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除了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品质，还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劳动教育，归根到底是教与学的过程，是价值、知识与才能的统一，是立身、立学、立业的统一。劳动者只有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才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既要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劳动观念，也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既要以学促干，肯学肯干肯钻研，懂得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在劳动中发现广阔天地，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也要以干促学，养成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勤学苦练、深入钻研，适应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立于人生不败之地。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的“幸福之歌”，必须用劳动来谱写。这是因为人间的美好梦想要通过辛勤劳动实现，前进的困难障碍要通过创造性劳动破解，生命的光彩辉煌要通过诚实劳动铸就，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所以，大学生在人生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必须获得追求幸福的能力，将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诚实劳动作为自觉行为。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把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哲理具体化、个性化、场景化，经过教育让大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把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德育为先、五育并举大格局

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育人这一根本，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深远考虑和切实要求。一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导向。劳动教育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劳动教育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一方面，只有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才能担负现代社会大生产，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活动，通过劳动，将实现人的智力与体力的有机结合和自由发挥。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二是把德育为先、五育并举作为根本途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一个“全人”整体目标，也是一个内容整体。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功能，是其他四育所无法替代的，但必须坚持以德为先、以劳育德，发挥好劳育的德育功能，实现劳育与德育及各育有机融合，以劳育支持德育的发展。三是把个体创造、“苔花”使命作为根本追求。劳动教育本质上是体验式教育。每个学生都独一无二，每个人的体验也各不一样。“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信任学生、激励学生，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和特长。新时代劳动教育切忌工厂化培训模式，而要重视学生个性成长，努力发现、呵护学生的点滴创新创造。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思政”格局，是当前高校落实中央要求，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形成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任务。高校加强劳动教育，必须融入“三全育人”格局、嵌入思政工作体系，提高融合度、精准度，形成德智体美劳诸育合力，加强学校政府社会协同，引领学生全面发展。以实践育人为主体。实践育人是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载体，是行走的、活动的、现实的课堂。在实践育人场景中落实劳动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大学学段的特点优势。一方面，推动“两个延伸”。向理论武装延伸，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向生涯教育延伸，强化创造性劳动、诚实守信合法劳动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实现“三个提升”。通过日常生活劳动做到生活独立、劳动自立，提升立身之基；通过生产性劳动锻炼提高发现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创造有价值劳动成果的经验，提升立业之基；通过服务性劳动强化公共服务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主动奉献精神，提升立德之基。以“三全育人”为目标。劳动教育落实“三全育人”要求，就要坚持全员理念，发挥师生双主体作用，发挥院系和教学一线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全过程理念，将劳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的全过程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大格局；坚持全方位理念，构建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集中分散相结合的工作体系，为形成更高水平的综合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以知行合一为路径。劳动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教学研究和学习认知规律研究，必须充分吸取教育教学领域的科学成果，在保留劳动生动鲜活特质的同时，不断提升育人的科学性、系统性。在教的层面，要坚持理论学习、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衔接相融合，通过突出劳动教育的实践性，增强学生劳动观念、劳动精神的自觉性。在学的层面，要引领学生掌握体验式学习、探究式学习、服务式学习的方法，畅通学思践悟的“认知-行为”循环。以合力供给为支撑。劳动是个体与社会的纽带，劳动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特征。办好劳动教育，必须加强学校教育与生产实践、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必须形成学校、社会、政府、家庭的协同机制。在资源供给上，各方要共建共享岗位资源，共同设计教育目标和育人场景。在成效评估上，要共同创新机制设计，对学生的学习成效形成科学多元的评价机制。在育人环境上，要注重学习氛围营造和社会环境建设，引导学生认知社会分工合作、体会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

 

用劳动教育新要求引领高校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中共中央 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施行后，加强大中小幼劳动教育、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有了明确指针和工作要求。当前，高校要加强劳动教育、推动五育融合，必须加快实践育人体系建设，为发展高质量劳动教育提供体系性的支撑。第一，构建目标内容体系。明确阶梯式的教育目标。理论认知和思想引导一以贯之，本科生应以开拓视野、提高能力为主，硕士生应以思维创新、学以致用为主，博士生应以知识服务贡献社会为主。建立规范化的内容体系。目前高校的实践教育教学项目，大体上可以分为国情考察、军事训练、专业实践、生产劳动、志愿公益、社会工作、创新创业、海外实践八类，绝大部分都可结合劳动教育展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主题设计，打破第一、第二课堂藩篱，构建内容界面丰富、物理空间广泛、时间安排灵活的全景式项目体系，规范人员、地点、方式管理。完善复合型的培养方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坚持意识、思维、能力三位一体，统筹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中的实践教学要素，系统设计第二课堂各类实践实习项目，加强“能力点”设计，修订完善教育教学方案，规范各类实践育人项目标准，形成劳动教育、实践育人的标准体系。第二，拓展平台支撑体系。一方面，要突出课程教学实践设计。本科阶段，提升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比重，重点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实践教学方法。研究生阶段，推进符合学科特点的实践教学设计，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双导师制”模式，健全研究生以专业知识和能力服务社会的机制。要针对专业型、学术型研究生，构建分类实践要求。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要加大实践育人基地建设力度。拓展校外学生实习实践基地规模、提升合作能级，突出对劳动教育的功能性保障，实现功能完备、总量保证、供需平衡。可以建立全校性的实践育人基地目录，明确建设标准、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充分发挥基地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双重功能。第三，强化政策保障体系。完善育人评价机制。梳理各类学生劳动教育要求和实践学分安排，形成学分认定、毕业学分审核机制。把劳动教育纳入第二课堂成绩单，明确考核办法、健全科学评价体系，突出劳动教育表现在评奖评优和就业推荐中的作用。建立教师激励机制。按学科特点和所属岗位，分类分层制定任课教师和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实践和劳动教育的工作量要求，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对取得一定成绩的指导教师，由学校进行统一表彰和专项奖励。强化资源配置机制。除了学校设立专项经费，还应发挥校地、校企合作和校友的积极性，建立资源多元统筹机制。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对学生参加劳动教育开展全覆盖安全培训，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加强安全保障。第四，完善协同管理体系。强化校院联动管理。学校成立工作专班，加强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各院系各单位结合学科发展和专业特点，承担育人主责，明确目标责任、确保任务落实，拓展共建实践基地、持续建设品牌项目、加强规范过程管理、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完善分类管理机制。根据实践育人、劳动教育的不同内容和类别，建立统一部署、分工负责的机制，明确教育管理主体、责任主体。完善校内外联动机制。聘请校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担任指导教师，切实加强校外导师在劳动教育内容、方法、过程等方面的综合指导。积极拓展校外资源，依托校所合作、校企联合、校地联合等方式，实现校内外平台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的良好局面。

 

（作者：尹冬梅，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中国高等教育》）

运用系统思维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促就业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重点人群，当前既存在总量持续增长、就业压力增加的问题，又存在结构不优、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等多种矛盾问题。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不能只盯在就业部门，而是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坚持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创新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统筹对高校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进行调整优化，从根本上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以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校毕业生社会适配度

首先，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应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主动构建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结合自身实际来定位发展战略，主动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构建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增强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之间契合度，提升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功能。

其次，高校应主动与区域内企业深度融合，培育区域支柱产业所需的特色专业。应融入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布局设置新的学科专业，在优化自身学科专业结构的同时，助推区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教双赢。以湖南为例，应根据“三高四新”发展战略，新增与先进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智能制造、大数据等专业。

再其次，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主动灵活地调整专业结构。及时更新优化专业结构和相应课程模式，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要加强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合作，建立完善专业设置调整干预机制。建立区域范围内产业发展动态与人才需求动态共享平台，加强高校专业设置预警监督机制。

最后，要紧紧抓住高考综合改革机遇，尽快完善学校招生政策和人才培养方案。招生环节方面，根据学校定位和办学特色，明确各专业招生选考科目要求，解决需要“招什么人”问题；培养环节方面，针对因选考科目不同而知识背景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科学设置各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解决“怎么培养人”问题，从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以应用能力为导向，提升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契合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好，关键在培养好。一方面，在培养目标定位上加强育人方向的精准度。除少数研究型大学外，地方高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切实扭转一味跟风学术型大学的办学模式，破除传统的学科课程学术化、理论化倾向，以需求为导向，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校、行业企业协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设师资队伍、评价学生培养质量等，形成具有高度指导性与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方案。

另一方面，在培养课程模式上加强育人内容的多样性。一是加强产教深度融合，与用人单位深度合作，形成订单式培养机制，使高校人才供给与用人单位需求无缝对接。二是聘任用人单位专业人士为导师，指导学生课程实践和设计，将用人单位项目作为学生课程项目来完成，提升学生应用专业技能。三是与相关学科联办双学位，培养具有多种实用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四是邀请用人单位相关人员参与教材的更新修订，编制实践性、应用性强的教材。五是与用人单位深度融合，采取基于项目式、情境式、探究式、互动式的实践教学方法，加大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力度，提升实用专业技能。

以转变就业观为导向，化解企业和基层人才短缺矛盾

第一，与用人单位合作，加强职业规划和劳动教育。聘请用人单位相关人员作为合作导师，帮助他们熟悉就业环境和就业前景，引导毕业生树立服务企业和基层的勤劳奋斗价值观。大力宣传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国家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导向，宣传本地毕业生榜样典型。

第二，与地方政府合作，创造优惠条件引导毕业生返乡就业。建议对留乡返乡毕业生给予适当奖励，提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基层岗位薪酬待遇，从法律、财政和税收上鼓励大学生留乡返乡就业创业、基于产教深度融合建立就业补助机制，完善各地公共交通、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畅通毕业生留乡返乡就业创业沟通服务渠道。

第三，健全高校与政府、企业协同机制，共同打造公共就业智慧服务平台。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线上线下招聘求职、笔试面试以及特定岗位职业技能岗前培训等相关服务，提升疫情常态化下线上求职服务效率。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招生是基础、培养是核心、就业是检验，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各高校应抓住“十四五”规划发展机遇，坚持“招—培—就”系统观念，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王瑰曙，湖南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中国教育报》）